巴塞罗那的盛夏,总把地中海的阳光调到最饱和的亮度。午后三点,奥林匹克港以南的一片公共海滩像一张被拉开的金色绸缎,细沙带着微烫的温度,从脚趾缝里滑过,像某种温柔的提醒:此刻只准谈风月,不谈人间烟火。
孙红雷一家把“临时据点”扎在离救生塔不远的第二排遮阳伞下——深蓝帆布上印着加泰罗尼亚的条纹旗,被海风鼓动得猎猎作响。他半躺在折叠帆布椅上,白色亚麻衬衫只系了中间两粒扣子,领口被晒成暖金色,隐约可见锁骨处几道浅浅的童车安全带压痕。那是上午陪女儿堆沙堡时留下的“勋章”,他抬手摸了摸,嘴角不自觉上扬。
妻子王骏迪坐在他右手边的小马扎上,长腿屈起,膝盖上摊着一本被海风吹得翻页的旅行手账。她偶尔低头在手机备忘录里敲字,更多时候,她只是把目光越过墨镜的上沿,追随着不远处那辆黑色儿童推车的动向。推车把手上缠着一条粉色丝带,丝带另一端系在女儿的小铲子上——小女孩正蹲在潮线边缘,试图把一只被浪花冲上岸的海星埋进沙里,再挖出来,再埋进去,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
展开剩余71%孙红雷的视线像一条无形的安全绳,始终系在女儿身上。每当潮水涌得稍猛,他的背就离开椅背半寸,直到确认浪花只是舔了舔孩子的脚踝,才又松弛下来。这种紧绷与放松的交替,在他眉骨投下的阴影里悄悄上演,像极了电影里的慢镜头。
王骏迪把这一切尽收眼底。她起身,拍了拍粘在臀部的细沙,走向推车,从保温袋里取出一小盒切好的芒果,又抽了一张湿巾,蹲在女儿面前,一边擦小手一边用只有母女俩能听懂的“外星语”交流。孙红雷看着妻子的侧脸——阳光穿过她耳际碎发,把发梢染成半透明的琥珀色,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话剧后台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:那时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,发尾还滴着汗,却自带光。
不远处的沙滩排球场传来西班牙语的欢呼,一只黑白相间的边牧犬追着飞盘狂奔,溅起的沙粒落在孙红雷的脚背上。他弯腰拂去,顺手抓起一把沙子,让细沙从指缝间漏下,像漏掉那些关于票房、通告、红毯的喧嚣。此刻他只是一个被妻子喊作“红雷”的普通男人,一个被女儿喊作“爸爸”的巨人。
日光西斜时,海滩上的光线变得浓稠,像给一切镀了一层蜜。一家三口沿着潮线慢慢走,女儿骑在爸爸肩上,小手乱抓他的短发;王骏迪用自拍杆记录剪影,镜头里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几乎要触到远方的防波堤。孙红雷突然停下,指着天边一朵被夕阳点燃的云说:“像不像你上次排练时唱破的那个高音?”王骏迪笑着捶他手臂,女儿在头顶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,惊起一群海鸥。
夜幕降临,海滩酒吧的彩灯一盏盏亮起,像把银河搬进了人间。孙红雷把女儿放进推车,盖上一条薄毯,小家伙已经困得揉眼睛,却还固执地指着远处灯塔:“亮亮。”王骏迪把食指竖在唇边,“那是给远航的爸爸们指路的灯,我们也要回家啦。”
回酒店的路上,石板路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。孙红雷推着车,王骏迪挽着他的胳膊,两人低声商量明天去圣家堂的行程——要不要早起看晨光穿过彩色玻璃?女儿在梦里吧唧嘴,不知是否听见了关于高迪与鸽子的故事。
远处,巴塞罗那的灯火渐次亮起,像无数颗星星跌落人间。孙红雷想起自己曾在采访里说过:“最好的表演,是在生活里演好自己。”而此刻,他确信自己正站在最好的舞台上——没有聚光灯,没有剧本,只有潮汐与心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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